眼下人民币显然强势，原因是他们想向企业展现友好姿态：‘来，用我们的货币结算吧。

在改革的过程中，尤其还要十分重视信息披露充分、公司治理机制到位的制度建设，这样才能确保市场越来越繁荣，流动性越来越充裕，而反过来它又会进一步打开金融创新和价值创造的发展空间，形成良性循环的最佳效果。③处理好金融效率和金融稳定之间、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在当前日益活跃的国际货币体系重组和全球资产和货币价值重构以及国际金融资本投资组合重置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

它具体表在六大方面(孙立坚，2004)：一是金融资产价格扭曲。于是，为了弥补这一明显的缺陷，又引入了上市核准制度、第三方独立董事制度和保荐人制度，但是，最后寻租腐败问题频出，事前把关效果根本不尽如人意，甚至适得其反。(8)国家金融(Mckinnon，1973)。同时，还要结合未来藏汇于民、公私合作的战略方针，进一步优化政府金融运作效率的管理方式，从而分担社会大众的后顾之忧(Nicholas和Diamond，2008)，释放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压力，确保中国经济依然能够保持可持续增长的发展势头。比如，出现对(以实物或政府信用为靠山的）抵押实力雄厚的国有大企业过度放款，而对有着良好投资机会却没有足够抵押能力的中小企业惜贷的行为。

所以，缓解违约风险就全靠银行自己去加大对客户事前的信息管理和事后的资金跟踪，这样就使得银行信息生产的成本大大增加，从而挤压了它们相对于大企业而言本来就微薄的利润。虽然股市的市值规模名列世界前茅，但是投资者换手率极高，价格波动非常明显，无法形成价值投资的格局，这就使得二级市场无法向一级市场传递融资条件的正确信号，从而催生了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公平的格局。②只有金融体系健全发展，才能化解全球资产价格大幅波动、融资环境日益恶化的金融风险，才能抗衡在阶段性的周期下行调整过程中投机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挤出效应。

美国次贷危机中唯一值得我们借鉴经验的地方就是他们逆周期的风险分散意识：在市场繁荣的大好时机进行资产证券化，起到了很好地分散风险的作用。上述八大金融业务模块虽然侧重点不同，服务对象不同，风险控制方式也不同，但是，如果内在的激励机制和监管方式安排得体，它们一定会相互促进，有效地完成中国金融成功转型的艰巨任务，实现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价值取向。发挥中心城市高等教育、研发环境、金融人才和专业技术等各种知识型要素较为集中的比较优势，把过去控制要素投入成本的盈利模式尽快转变为发挥要素创新能力的价值创造方式，大力培育像美国硅谷那样的企业家金融的发展模式，即这类由天使基金和公共基金主打的金融服务，享受政府优惠的税收待遇并同时受到投资方的严格监管，促使他们靠不断增长的企业实际利润来作为自己发展的收益来源，而不是靠推动企业未来利润潜在增长的预期来谋求自己在退市过程中的高额资本利得。但是，尽管如此，和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定位一样，我们创造高附加价值的金融服务能力和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发达国家发生危机是金融创新滥用过度造成的后果，我们受到牵连是金融创新不足惹上的麻烦。

③这是根据微笑曲线推演出来的产业发展的相互依赖关系。但是，美国今天高失业率状态下的经济复苏，不但没有缓解中国经济的外部压力，而且还在以更加频繁地制造中美贸易摩擦的保护主义方式来遏制中国的出口，以实现大选之年奥巴马提出的能够给美国本土带来就业曙光的再工业化目标(孙立坚，2011)。

无论是违约风险还是流动性风险，无论是市场风险还是操作风险等，我们的管理方式比较单一：银行体系凭借抵押和自身流动性准备来应付可能遇到的各种麻烦，而市场体系基本上由投资者自身来承担全部的风险②。本文提出了企业家金融、关系型金融、供应链金融、财富金融、消费金融、政府金融、国家金融和全球化金融等不同的改革与发展模式来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各个环节对金融服务的紧迫要求。又比如，中国资本市场的诞生偏向提供企业融资的载体，对企业健康成长的约束力远远不够。所以，引进价值投资的专业化金融机构和完善中国金融体系的制度建设以及打造各类创新产品以满足由此产生的对各种高端金融服务的需求，才是中国金融发展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必由之路。

笔者曾在2011年5月10日在《解放日报》的思想版上，较为详细地比较了商品制造大国和金融创新大国之间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解释了为何东亚国家在充分放开管制、满足金融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要素价格自由波动的时候，却失去了过去商品制造中依赖要素价格保持稳定所带来的性价比竞争优势，从而导致这些国家不仅出现了制造产业空心化的倒退现象，而且在追求未来差异化服务和做大做强金融市场的金融创新能力、金融开放程度与过去传统金融业扶持制造业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时代所沿袭下来的那套保守、落后的金融监管水平之间，也出现了严重不匹配和相互冲突的危险状态。未来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一定要把焦点集中到资 本市场和中介机构的金融服务给消费者带来的财 富效应方面。显然，对于后者的发展模式，一旦监管不到位，就很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和投机行为。三是风险分散能力不强。

另外，上海和中央的金融政策协调、信息沟通也是打造国家金融安全所需要的，并且也是以人民币国际化为目标的全球化金融模式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当经济周期下行的时候，这种矛盾就更为突出，于是很容易出现在别人股市下行调整时，我们会跌得更惨。

于是，金融服务的缺位造就了民间金融的发展空间，但是一直以来这片土壤没有很好地加以规范、引导、培育乃至必要的保护，所以它表现出来的脆弱性是最直接的，根本经不起外部冲击的考验。其中，作为激励机制的政府扶持力度还需要有很大的提升。

充分利用上海、深圳等地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集聚一身的明显优势，依靠征信体系强化和金融创新的双轮驱动来支撑区别于传统标准化商业信贷业务所不具备的差异化、个性化的现代金融活动，从而在控制好高风险的基础上改善金融体系的收益能力和资产结构。而在虚拟经济部门却出现流动性泛滥，价格扭曲，投机行为加剧的现象。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就是未来改革的切入点中国金融的发展从规模和结构上看今非昔比，随着改革开放30年所创造的丰硕成果的日益积累和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的不对称冲击日益增大，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规模和股市的市值水平等和中国经济的生产总值一起都跃居到了世界的前列。效仿德国银行业的普遍做法，即依靠专业化、差异化的银行资金扶持和量体裁衣的投资管理计划，使得银企关系十分稳定，避免了同质化的盈利模式和银行之间恶性竞争。内幕交易、粉饰报表、错误引导等都是中国资本市场的顽疾。上海应该掌握先行先试的主动权，利用上述企业家金融平台、关系型金融环境和消费者金融模式所提出的多元化市场和金融服务的高要求，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尤其要加大力度推进以四个中心建设为代表的要素服务型行业在上海的集聚战略，打造出中国财富管理的安全堡垒。

后来，人们推广了微笑曲线理论，把财富创造的源头设计环节和财富管理的终端金融环节，看成是附加值最高的两头。今天无论是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还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无论是强化金融业高管薪酬体系的改革还是坚定不移地引入股市的退市机制等，都让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引入竞争机制和对金融机构奖惩分明的制度安排，对改善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提高企业的业绩表现有着多么重要的促进作用。

由于它们抵押能力不足，加上在中国它们又处在产业链的末端，准入门槛低，竞争十分残酷，盈利能力就十分有限。否则，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会造成社会财富严重流失的问题，尤其是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这种挑战会变得越来越大。

当然，中国股民习惯跟随政策市来抓住资本利得的短期上升机会，这也改变不了中国资本市场价值创造能力长期不足的现状。当然还有社保基金的空账问题、商业保险的信誉问题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中国金融软实力严重匮乏的问题。

在企业家金融创新平台和消费者金融的市场环境以及全球化金融的运作体系中，探索管理外汇储备和社保资金等公共财富资金进入海内外市场的政府金融运营模式，提高诸如主权财富基金、社会养老基金等的资本运作绩效水平。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是国内重要科技业者宏募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先生在1992年为了再造宏暮提出的，它揭示了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即设计和销售，而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的规律。五是公司治理机制缺位(Allen，Qian和Qian，2005)。而它又会使得中国经济摆脱外部市场增长方式的转型变得更困难，政府为之付出的收入增长的努力也会带来巨大的后遗症。

另外，若在这种扭曲的价格体系下完全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那么，在目前欧美货币宽松的环境下，就非常有可能造成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利用少量的自有资本和大额度的金融杠杆来华进行无风险的价格套利，从而轻而易举地夺走中国大众长年辛苦积攒的储蓄①。最突出的问题莫过于来自大宗商品市场的输入型通胀与通缩压力，以及海外游资短进短出所产生的外汇占款的大幅波动，这导致既要保持币值和价格稳定又要确保经济增长和就业目标的我国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的效果大打折扣。

不管怎样，每一个环节的实体经济的活动都需要有一个贴切的金融服务方式与之配合，具体内容可参看九州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资本运作》一书。中国金融体系要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金融服务环境，努力塑造像日韩银行业那样的供应链金融，即大企业和小企业的产业链和利益链通过激励机制和产业组织的设计将其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由大企业为小企业做融资的抵押担保的格局，这样就会大大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的信息不对称和违约风险的问题。

只有企业做强了，金融服务取向明确了，大家才能真正致富。众所周知，2008年美国金融创新的滥用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不仅中断了世界经济在失衡结构中的增长势头，而且也让缺乏抗周期调整能力的南欧产业和支撑其高福利水平的财政赤字平衡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莱因哈特和罗格夫，2009)。

比如，在国有股份制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的发展模式中，对长期以来一直靠垄断的息差盈利方式和在过度的行政监管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银行业而言，普遍缺乏金融创新的动力来提升金融服务的附加价值。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发展规律，既要选好结构调整时机，也需要未雨绸缪，加快完善能够吸收流动性泛滥的多元化金融体系，同时再进一步谋求共赢的国际合作方式。否则，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所积累起来的中国经济的硬实力会因为暂时性的周期调整而出现不可逆转的产业空心化趋势，甚至有可能落入当前学术界热议的中等收入陷阱(Gill和Kharas，2007)。三、金融改革方案的选择要立足于服务实体经济未来中国金融发展首先要重视价值创造的取向，即要为创新驱动（提高附加价值）和转型发展（降低对外依存度）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也要充分认识到金融改革必须依靠国家一盘棋推动的重要性，稳中求进。

以下就从当前错综复杂的内外形势着手，先分析中国金融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然后再探讨中国金融改革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切入点和相互关系，最后为这一价值取向所设计的金融改革具体方案提出可行性的政策建议。当然，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投资者避险情绪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所致，而进一步的原因就是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中国大众财富的实力没有他们那么雄厚，所以很容易过度反应。

如果金融服务不能为实体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那么投资者的价值创造就是一种零和博弈。②即使基金出现账面上损失，它也会利用信息不对称这一保护伞来转移实际利润给自己，或者靠征收垄断的服务费来把损失转嫁给弱势的大众股民。

由于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各国消费、投资、贸易和政府支出之间的相互平衡机制被打破，针对不同性质的经济结构失衡所带来的尖锐矛盾，各国政府都采取了程度不同的救市干预政策，而很多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货币救市政策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拥有货币主导权的发达国家。比如，中国目前以利率和汇率为代表的核心金融资产价格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再加上市场分割问题又并行存在，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的债券市场，银行间债券、国债和企业债等市场还没有整合在一起，无法为利率的合理水平提供有效的市场依据(收益率曲线）。